改革開放至今，提到我國社會的高速發(fā)展，就不得不提到一個無法避免的群體，農民工。

因為這個稱呼帶有歧義，所以現(xiàn)在的官方文件和官方新聞媒體中，已經把這個稱呼為改為了“進城務工人員”。
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，最有歧視味道的詞語并不是農民工，而是“盲流”。

新中國成立后，大多數(shù)農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，糧食連年豐收，國民經濟也逐漸好轉，但由于土地太少，大量的農民在農閑時間無所事事。

于是，一部分農民便進城尋找生計，也就是現(xiàn)在的農閑務工。

當時正屬于計劃經濟時期，所有人的生活物資都是定額的，農民進城找工作，便是與城市居民爭搶飯碗，打亂了社會運行的秩序。

于是，當時的勞動就業(yè)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規(guī)定：克服農民盲目流向城市。

這個規(guī)定一出，禁止農民進城打工，便上升到了法律層面。

從此，農民向城市流動被嚴格限制，我國城鄉(xiāng)分離的二元化結構開始形成，而這期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，也就被稱為了“盲流”。

直到2003年，孫志鋼案轟動全國，盲流一詞和進城農民收容遣返制度，才終于退出了歷史的舞臺。

周碩和鄭偉民，都是盲流的孩子。

他們的父母因為兄弟姐妹太多，而家里的耕地又太少，養(yǎng)不活一大家子人，所以只能冒著違法的風險，在城市里東躲西藏的討生活。

連那個時代的官方，都用“盲流”一詞稱呼這個群體，他們的社會地位，自然也就無需多說了。

周碩對于鄭偉民，是有感情的。

盲流作為非法群體，無法享受到醫(yī)療、教育等公共服務，所以周碩連學都沒上過，有限的文化水平，都是父母在家教的。

出身低微，便是原罪。

他們那個大雜院里的孩子，從小就被工廠家屬院的孩子欺負，但又全都不敢反抗，因為他們的身份并不合法，一旦鬧到派出所，不僅要被遣返，而且還會受到嚴厲的處罰。

在那群孩子當中，鄭偉民是個異類。

每當他們這個大雜院里的孩子受到欺負，年齡最大的鄭偉民總會替他們出頭。

有一次周碩被霸凌的時候，鄭偉民獨自面對三個比他大了好幾歲的小青年，被人一磚頭砸在腦袋上，連頭骨都露出來了。

也正是因為這事，周碩的父母始終念著他的好，這才在鄭偉民的父母相繼離世后，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生活。

當時鄭偉民住在三口人只能蓋一張單人棉被的周家，也能看出來自己就是一個累贅，于是便從此人間蒸發(fā)。

時光荏苒，1985年時，中央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，興辦服務業(yè)，提供各種勞務，才逐漸為農民進城開了口子。

周碩的父親抓住這個機會，利用在雪糕廠幫廚學到的手藝，開了一家小包子鋪，再后來周碩也算繼承了他的衣缽，這么多年一直都在干這個營生。

直到1995年的春節(jié)，鄭偉民才再次出現(xiàn)，當時他已經在外面混出了人樣，從那之后每次回到周家，不是買東西就是扔錢，還給周碩在火車站附近買了個小門市房，讓他把包子鋪從城鄉(xiāng)結合部，搬到了生意更好的火車站附近。

1998年，鄭偉民犯了案，走投無路找到了周碩，在他那一躲，就是這么多年。